蒲公英现代诗歌

风再起时

纪念诗人

怀念昌耀

作者：老谷

　　那天在忙蜂酒巴，有好多朋友一起喝酒聊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黄宾堂和龙冬把一套三册的《新诗300首》顺便带给了我――此前，我作为他们特邀的校对对这套书做了精校。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不得不把书举得离灯近些。我翻到第46页，慢慢地默读其上昌耀的三首诗，《鹿的角枝》《斯人》和《河床》。
　　然后我说：昌耀在西宁病死了。
　　那一刻，大家没了话说。过了一会儿，龙冬才说，让我们喝一杯酒，为昌耀送行吧。
　　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诗人朋友很伤感，对大家说：如果他的心中还有一丝丝残存的浪漫的话，那他正在追索的可能就像是北京污染了的护城河中的昏月；而那个“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的昌耀，则才真正是“捞月”的诗歌英雄。
　　我是1987年春节之后，得到昌耀今生第一本诗集《昌耀抒情诗集》的。它的得来是如此不易。1986年，在我得知《昌耀抒情诗集》出版之后，经常出差的我就在各个城市搜求此书，结果一无所获。那时候，一个人的一本书对我竟有如此大的吸引，现在想来竟有隔世之感。后来，我几乎是厚着脸皮托一个家在西宁的人为我购得了这本书。
　　现在，在我书架上的这本诗集已经很旧了，边角已经有了磨损。我不知读过它多少遍，也不知借过给多少人阅读过，封面上那凝重的黑色雕像从那时起就使我对昌耀和昌耀的诗充满尊敬和感动。
　　在病重期间，昌耀曾说：“我想，他们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的消费愿望，而是出于一种精神需求来买我的书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感激我的读者。”
　　我知道，我只是昌耀诗歌的一个普通读者，从他的诗中得到了精神和语言之美的润泽，所以当我看到昌耀的“感激”之言时，我的感激才如此难以言说。
事实上，昌耀对我个人而言，不仅仅是诗的，其意义比诗本身博大得多。他的“父亲”般向前划动双桨的姿式，他的面对命运而头戴荆冠前行的勇毅，许久以来都是我驻脚时抬头就可以看见的天边的剪影。
    1994年，昌耀自费出版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命运之书》，在今年春天，他的生命之烛即将熄灭的日子中，他说：《命运之书》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探讨命运的书，一个是对命运的书写。我生命的整个历程已经贯穿在跟命运作斗争这样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我是一个不大合时宜的人，在50年代我是一个“右派”，到现在这个时期，好像我又不合潮流，这就是我的命运的必然结果。我对命运始终不认可，如果我认可了，那么我的命运就得到改变了。我想，在这方面，我就是我自己，我的命运是自己选择的，我是主动的。可以说，通过我的诗，我实现了对命运的嘲弄。
    读过这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没有胆量如此这般地书写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我在精神上是不是与这样书写自己命运的人站在一起？如果连后一点我都不能做到，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可以找到？
    昌耀在诗中说：“以苦行自况，故我才是为苦行所苦的异教徒？”他总是在路上苦行，苦行本身就是他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份苦难于诗人而言是不公的，诗人自己也知道，但诗人坦然接受了这份苦难，正是命运的无尽苦难和绝然于现世的才情铸造了卓然独立青海高原的诗人昌耀；而我、我们，却妄想通过捷径而到达乐园，自然总是身在其中而心感“生活在别处”。
    我们的诗坛不乏才情干云的大才，想想看又有谁像昌耀这样坚韧于命运的残酷，这样特立独行于偏远的漠野大荒，这样埋头于沉重困窘，这样一人面对“白头的巴颜喀拉”。
    如果许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在说“昌耀是惟一的，而且是无从仿效的――其精神世界，无人能够仿效；其生活状态，无人愿意仿效”（马丽华）；那么，我们用什么来证明中国诗歌的生命延续，用什么来证明中国诗歌的生命力是在增大而不是在萎缩？
    我在想的是：作为活着的人，写诗的人，诗人，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背负了灾难，我们会像昌耀一样悄然独行吗？我们会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砺成精神的圣者吗？
    对于这个时代，我不是一个悲观者，因为昌耀说：穿过田野，朗极的黎明，银月照我西山，旭日徂彼东岗，在清风徐徐的节律我已面北同时朝觐两大明星体，而怀有了对于无限的渴念。
    让我们一起吟咏，为在天国的昌耀送去由他的诗谱就的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