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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年青的一代诗人中，刘春无疑属于“婉约派”阵容内一员干将。要证明这一点无需花费太多工夫，只要翻开近几期的《星星》、《诗刊》、《诗神》等杂志即可。的确，刘春近几年创作发表的数百首诗歌，除了少数较为“豪放”之外，其余的均是华美清丽的“婉约”之作。刘春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向笔者提起他心仪的古代词人柳永、周邦彦，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初步把握到他的语言追求和抒情走向。
我们知道，堪称“婉约”的作品在语言、技巧、以及内容上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它们语言精美，崇尚技巧；内涵多为离情别绪，注意个人内心的展露。而表现内心时，又往往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刘春的诗歌同样继承了从“小处着手”的传统。关注微小事物是刘春诗歌的一个特点，这在他的不少短诗中都有所体现：“我要在诗歌里留下纸片的位置/留下那些渺小的说不出名字的生物的位置”(《纸片》)""在风中落难的花朵/水中的花朵、飘零的红颜/谁能用爱的甘霖把她们洗净、打开”(《水中的花朵》)；“你们都是我的亲人/苹果是姐姐、青草是妹妹/还有昨日的小纸船/你们都是我的姐妹”(《梦中的苹果和一株草的香气》)......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感受到诗人的那种对弱小事物的无尚热爱与殷殷关注。其实，即使我们不一一阅读诗作，只需在眼光扫过他新迁出版的诗集《忧伤的月亮》的目录时稍微停留一下，这一特征就已显露无遗——《水草》、《干草》、《虹》、《哭泣的格桑》。(注。格桑是草原上的一种小花)......
而从上面的这些作品，我们又可归结出刘春诗歌的又一特征：抒情对象往往是纯、美、洁净之物。除了上边列举的几种，还有花朵、月光、雪、鸟羽等。在对这些事物的歌唱中，刘春毫不吝惜他心中的最美好的词汇，并以此完美地体现出了“婉约派”诗人在语言技巧方面的长处：“众草之上长大的女儿/寒冷的抗击者/纤秀的肢体深扎大地/而飘飞的裙裾正散布着粮食的芬芳”(《菊》)；“习惯怀念花朵，漫天的落英/宁静的面孔把春天惊醒/多少个夜晚，这孤独的颜色/总是那么楚楚动人”(《在雪地上站立》)；“现在，歌唱或赞美是多余的/你看这些上帝留下的玉石/这些云，这些悬浮的河/它们用自身的灿烂扶着自身的重量”《远山上的积雪》)......如此深情优美的词句，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即使不动脑筋展开联想，也能从清丽的语言中得到极美的享受。正如青年诗人李海洲所言：“刘春的诗歌，在语言和技巧的把握上已经找到了那一颗属于自己的灿艳宝石，他的语言精美、雅致、一尘不染，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透明的水晶或者是刀锋一闪的寒芒”(《纯粹的歌唱》)，载于(《水利水电工程报》1995.10.6)。刘春的随笔《诗歌是一把刷子》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在生活上可以粗俗一些，但在诗歌语言上一定要有"洁癖”。
与当下某些“伪婉约派”的那些只知一味堆砌华美词藻的诗歌不同，刘春的诗歌的美并不空洞、虚幻它真真切切地存在着，他的每一首诗都有着沉甸甸的内涵，因此，我们从他的诗歌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空灵、华丽的外表，透过语言的帷幕，我们随时都可以触摸到一些让自己沉醉或心动的东西。试看他写芦苇花：“芦苇花开/一年只有一次/你打开任何一朵/都可以看到生命的背面/蓝蓝的、时间的深渊。”从小小的芦苇花开展到对生命底蕴的思索，其内涵所抵达的深度让人动容。他写玫瑰：“从爱情到爱情的玫瑰/它静静地聆听岁月的声音/它沉默、它无神更大的风雪的来临/从今春到明春，它将离开一次/但它已说出了想说的话”。这种对存在价值的诗意阐述，对生命与生活的意义的豁达态度，将给读者无尽想象。以上数例，着着实实地印证了刘春在他的诗集《忧伤的月亮》的后记中所阐述的诗歌理想——其实也是“婉约”诗词的最大的长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即“让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领会诗歌内涵的读者能从华美的语言与形式中获得愉悦”。想来。如真能做到这一点，确定如他所言，是“诗人的幸福”(《诗歌是一把刷子》)。
中国诗歌讲究意境的优美，意象的贴切，刘春在这方面再一次体现出了他的文学天才。让我们随意摘几句来看看诗歌的意境：“那时候我正在青稞地里行走/月亮在上升/月亮的影子轻轻拾起地上的碎银/我看见月亮下面，悬挂着/多年前迷幻的景象”(《月亮》)；“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究竟要走多远/今夜，一场隐形的火焰/横亘在雨水中间/多么昏黄的月亮/飘得那么高、那么远/最绮丽的部分被最尽情地展示/而大雨过后，谁深深地感到孤单”(《雨中的灯笼》)。暗喻、通感等手法加上精巧细腻的词句，让人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词语，诗中有画。想一想，黄昏时从青梨地里徐徐升起一轮雪白的月亮，那景色是怎样地令人神往；微雨迷茫中，孤孤单单的灯笼无声悬挂，这凄凉的境况又是怎样让人神伤!在他的诗集中，类似这样的优美的诗句随处可见。而于意象，我们不妨将它拆开为“意”与“象”，“意”即诗歌的内涵，“象”即要体现“意”而设立的载体，在刘春的大部分诗歌中，“意”与“象”的结合是相当融洽、贴切的。他将月光、水草、玫瑰等柔美之物写得空灵柔婉而绝无矫滥情之态；写大河、旗帜等豪放大气而不直露轻狂。他把“意”寄载于各不相同的“象”之中，细细体味，就一定能得到理解后的欢乐。对于“意”与"象”的关系，有人曾作过一个相当贴切的比喻：对“意”的体悟如同少年时玩的“躲猫”(即捉迷藏)游戏。在躲猫时，“猫”藏得太难寻或太易寻都会让人失去了“寻找”的乐趣，另一方面，如果根本无“猫”可藏，这个游戏已没有半点意义。诗歌的“意”也如此，它不能过于隐晦、模糊，否则读者感受不到(这时“读不懂”的抱怨就发出来了)也不能太露，这样会使诗歌成了大白话，毫无诗意。而如果根本就无“意”，只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碎片，这样的“诗歌”就不是诗了。从刘春的诗歌可看出他对此有着较为深刻透彻的理解与认识，所以他的诗没有过怪、过直、过硬的弊病，而是充满诗意且耐读，这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青人而言，是极为难得的。
应该指出的是，不知刘春是否意识到，在深层次地表现了“婉约”的情致的同时，他的创作也面临着同等的“危险性”——能将诗写得精美而有深意固然是件好事，而一旦在技巧上把握不当，在内涵挖掘不够，就难免会出现意与象的脱节，有“象”无“意”或重复“意”的平平之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周邦彦时，说他“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之作者”，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周词“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即是此理。我想，这一点不仅是刘春，也是每个搞文字创作的人需要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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