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现代诗歌

诗人絮语

话说诗歌

诗歌的价值
——一份辩解

作者：天骄

　　对于我的诗歌，总有许多误解出现在若干批评性的文本之中，太多的不真实和太多的隔膜使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进行一些辩解。当然，辩解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想让文评具有一个更清晰的对象，这无论对哪一方，都是有益处的。

　　我对诗歌的阅读习惯在很大层面上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当时的诗歌语言，从整体上讲，特别注重诗歌的音乐调性，这里包括了节奏、音韵、声音、甚至呼吸等等。就我个人而言，则对诗歌抒情主体的确认尤为在意，后来这成了我个人的烙印――当然也有朋友认为这是我的缺陷。

一些元素

　　诗歌为什么？或者诗歌是否需要一个基础？这里涉及的是对诗歌的一些基本元素的判断，对这些元素的不同认识，使得诗歌显现出如此迥然不同的形态。
　　关于诗的调性，在日常语言对诗歌进行疯狂渗透的今天，丰富变化的节奏显然是诗区别于其它文体的越来越明显的标识。在这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以日常琐碎事件为题材的作品，如果不能熟练掌控节奏，则很难保持其诗性的存在，甚至不能确认其成为"诗歌"的身份。当然这仅仅是诗歌技术层面的判断，这个判断可以是独立的，是基础。
　　动词是节奏的重心，同时，动词和标点的编排，使诗歌的节奏呈现快慢变化。其它一些，诸如从语义层面、从音韵和声音层面都能确定诗歌调性中各种情绪的细微变化。
　　我在长诗《先知诗篇》的写作中，通篇以圣经哀歌的节奏贯穿始终，这种节奏是沦难时，人在极度悲哀中保持克制的节奏：快速而张扬的起句到缓慢而抑制的收句，适用于哽咽大悲的诗歌。

　　在诗歌元素中，抒情主体也是至为关键的。诗歌是向内挖掘诗人内心，还是让抒情主体缺席、向外诉诸于各种表象？诗人是被诗歌拯救还是拯救诗歌？我认为前者远重于后者。在诗中，抒情主体的突显，是依持着所有诗歌材料的内化无论是景色、生活，还是人物，它们只能是纷纷从抒情主体的灵魂中溢出。《大平原的心脏》就是一首突显抒情主体的东东。
　　诗是否具备自发性？作为诗歌是一个重要元素，这里的自发性，是指诗歌从诗人内心的流溢过程，具有某种不可知，不可控。当然这不是超现实主义那种单纯笼统的"自动写作"所能涵盖。依目前诗歌写作的理性风格上看，写作中一些深刻的感性被忽视，诗歌语言渐趋衰弱而疲惫。 "事实上，生活正是来自抒情，而非/缜密的计划。"（孙磊《准备》）往往在我们自以为得计的时候，恰是远离并辜负了诗歌。

后现代和浪漫主义

　　对于后现代，我个人的看法，只是过渡时期的黯淡，诗人很难集中心力探究那些关于人类的"死亡"和"欲望"等原始命题。而我想成就的，正是这样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歌。这些共时性的命题在浮躁环境之下被如此轻易地否弃，使卑微和琐碎畅行无阻。我担心这一走势将使诗歌走向末路，我宁可奉从古老的轮回法则：相信这是过渡时期，但愿这只是过渡时期。美国批评家本·德莫特说："他们（后现代作家）要向我们指出――简直无休无止，竭尽全力――人们在相互观察，期待着病态的反应。"这样的一种境界与其说是现代人生存哲学的映射，不如说是许多作家诗人心智力的低下。
　　文学观念是否会随着时代而不断上升并日趋高级？后现代是否就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观念？以艺术品的共时性来考察，我认为并非如此："登上顶峰的文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学"（骆一禾语）。如果诗人们在不断为生产易耗品而殚尽竭虑，这只能是时代的悲哀而不是进步。

　　命运的不可逆，向死亡作剧烈冲刺的情境，构成了来自内在的恐惧，这在我写作时，构成了一种最强烈的声音。比如《断章》的写作，埋藏着长时期来我对死亡和受难主题的困惑－－人在自然中，能否被自然安抚？

　　　　天上的雨水充沛，
　　　　远处的木头葱翠；
　　　　我在大地上生生死死，
　　　　谁来给我安慰?

　　当然还有人类的普遍欲望：对于生命的种种梦想等等，都被物化成诗，像化石耸立，用以经受时间的锤炼。同时，我也觉得：高贵而优雅应该是诗歌的品质之一。
　　
　　其实，作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解释评难免挂一漏万，我这么随意地确立两个主题，无非是表明一种诗歌立场，这种立场是有尺度的，在精神饥饿的年代里，诗歌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技术的无休止演练，而在于回答各种终极性的提问，在于对微薄生命的安慰，在于提升精神的品质。换言之，在于“被诗歌拯救而非拯救诗歌”，诗歌是始终高于诗人而存在着。
　　我并不反对“实验”，但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缺乏一种清澄、彻底的语言立场，如果我们在写作时仍沉浸在玩味之中、避免对生存和死亡的承担，那么新诗的渐趋衰微将是我们所面临的共同结局。“语言的本质是一种天命。”（海德格尔）不具备承担这份天命的人，将纷纷死去。留存者必是有大勇气者，或者一个不留，这就是我们的诗歌时代，谁也无法躲避。